2002年始，专家们就集体呼吁保护南京老南城，但持续多年的旧城改造运动已对历史文化名城南京造成了严重破坏。虽然有总理批示、调查组敦促、副市长表态，但这不是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只有极少数人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之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激烈对峙中，专家们败局已定，南京市民败局已定。
沿着千章巷进去，很容易看到杨国顺的房子。石棉瓦的屋顶，还有一扇枣红色的门。这间房子在南捕厅四期拆迁工程的范围内，但杨国顺拒绝搬迁。
杨国顺把鲜红的宪法封面贴在了墙面的左上角。宪法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拆迁人员上门，他就竖起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予以回应。
他在墙面上书写了五行粉笔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宪法是母法，是国法。其它法皆子法”、“房虽旧避风雨安居乐业喜淘淘，房不大三代人国共二党经两朝”、“视家为根，没根就没命”。
杨国顺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会签字的。”他说，“要么留在原地，要么强拆。”
杨国顺感到十分困惑，这几个月来，总理的批示、调查组的结论、副市长的表态，还有专家的不断呼吁，仍然不能阻止南京老城南的疯狂拆迁。
消失的南城
1945年，杨国顺就是在千章巷29号出生的，他家先后有四代人住在这里。除了“文革”期间，杨国顺在外“流浪”了十年。其余时间，他一直居住在这间小房子，“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早些时候，房子只有18.7平方米，后来自己改建增加了一些面积，也不过23平方米，现在住着他一家四口。
拆迁公司给的条件是7200元一平方米，只能购买离市区20多公里的安置房。而一街之隔的金鼎湾国际、天安[4.41 1.85%]恒隆花园两个新楼盘，前者均价每平方米2.2万，后者是1.8万。
千章巷附近的泰仓巷、评事、南市楼都在拆迁范围内。8月3日下午，记者走进这些狭窄的小巷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片大片的搬家公司广告。
“一夜之间就贴满了。”泰仓巷22号的马邦保说，他也是一位强硬的反对者。
“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但是拆迁公司来了根本不一样。”马邦保说。当他们这些土生土长的老南京人迁走后，取而代之的是高档的别墅、会所。
8月3日下午，他手持一份7月10日出版的《南京晨报》楼市版，指着一则《王者归来—城中顶级别墅》的软文。文中提到的别墅位于甘熙故居边上的熙南里，预计单价在4万元/平方米以上。
“老城南是属于南京人民的。把南京人赶绝了，南京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说完这话，马邦保扭头向旁边站立的十多位拆迁户大声喊，“你们同意吗？”“同意。”众人齐声响应着他的问话。
在泰仓巷46号的张志强看来，城南人有城南人自己的文化。这些语言、生活习性、人际关系等原生态的东西离开了老城南就没有了。“如果以后要拍一部《城南旧事》，到哪儿去取景？”他说。
在这些老城南眼中，每条街巷都有它的典故。8月3日下午，杨国顺、马邦保带着记者在这几条街巷转悠。他们看着经过的水井、澡堂、小学唏嘘不已。“我们没有其它的要求，只是为保护老城南尽最后的一份力量。”杨国顺说。
南京地方志办公室史料专家吴小铁曾对老城南的居民做过入户调查和访问。在他看来，老城南的居民对拆迁的问题有两种态度。
一类是世代居住于此的原住民，他们更希望房子能保存下来。因为是祖宗留下的房子，蕴含着浓厚的感情在其中。还有比较现实的原因则是，拆迁后的居住条件有可能会恶化。另外一类外来迁入的居民则有迫切的拆迁需求，以此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
8月3日下午，评事街的一位女拆迁户就表示，“我们也想搬，但是给的钱太少了。”
三次上书
看到老城南价值的并不仅仅是老城南的这些原住民们。
早在2002年2月，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的佛学专家杨永泉就起草了一份《关于建立南京古城区的建议》。在此之前，他花了三年多时间走街串巷，进行实地考察，摸清每条巷子有多长、多宽，有多少古民居。
该建议后更名为《关于建立南京古城保护区的建议》，获得了蒋赞初、梁白泉等20位著名专家教授的一致赞同。专家们集体呼吁，尽快停止破坏性的“旧城改造”行为，在城南建立三大古城保护区。
一直以来，杨永泉都为南京的“青砖、小瓦、马头墙”而自豪不已。
1983年，红学家周汝昌来南京时，杨永泉曾陪他到夫子庙游览。周汝昌站在秦淮河的文德桥上，望着成片的古民居说：“南京太美了，北京不如这里。”那时，老城南还保留着既有的原貌。夫子庙周围的马头墙一片连一片，层层叠叠。
同样是这一年，中国当时的最高建筑—金陵饭店[8.90 -3.26%]开业，37层，110.4米高。杨永泉那时就意识到，“南京这个城市保不住了。”
他的忧虑成为现实。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持续多年进行的旧城改造，对南京历史文化名城造成了严重破坏。
到了2006年，秦淮区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成立了“双拆”指挥部，颜料坊、安品街、船板巷、门东的多片历史街区被拆除。
2006年8月，16位知名人士发出《关于保留南京历史旧城区的紧急呼吁》，吁请停止对南京老城南的最后拆除。呼吁书获得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拆除工作一度告停。
但是今年年初，南京白下区、秦淮区的南捕厅、门西、门东、教敷巷等现存的几片历史街区全被列入“危旧房改造计划”，并于春节后陆续启动拆迁。
4月份，南京当地的29位专家联合发出一封题为《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的信函，分别寄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江苏省委以及南京市委。他们在信中说：“再这样拆下去，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就要名存实亡了！”
南京博物院前院长梁白泉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这位81岁的老人已经不对它的前景抱有希望了。“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8月2日下午，坐在藤椅上的梁白泉透露出些许无奈，“三年前就不乐观了，现在更加不乐观。”
三年前，他就决意不参加政府组织的会议了，“不去做政府的门面。”由于年岁过大，他惟有通过签名这种形式支持对老城南的保护，“表示一下是非观念。”
29名专家学者上书后，5月下旬，温家宝总理就老城南拆建作了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抓紧调查处理。
6月3日，南京市规划局牵头邀请签名专家到南捕厅、门东进行实地查看。拆迁现场令南京市作协副主席薛兵异常愤怒。
不久前，他带一位记者来看时，这里的老房还是好好的。现在隔一间拆一间，剩下的老房失去支撑，摇摇欲坠。“你们叫我们看什么？”一向温文尔雅的薛冰禁不住指着规划局和建委的官员鼻子大骂。
“老城南改造，既然大家争议这么大，那就放慢或者暂停。”参加了专家座谈会的南京市副市长陆冰说。他当即指示相关部门暂停老城南改造工程。
6月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来到了南京。短短三天时间，调查组向负责老城改造规划的专家了解情况，与递交呼吁书的专家学者座谈，到老城南拆迁工地现场调查。
调查组要求：立即停止甘熙故居周边拆迁工作，拆迁人员撤离现场。同时，由于甘熙故居是国家文保单位，周边建设牵涉到国保单位的保护和建设控制地带，因此周边建设、规划必须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并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
7月17日，南京市规划局局长赵晶夫在当地电台的《政风行风在线》节目中表示，“现在按照市领导的要求是坚决停下来。”他还请听众放心，“肯定是要停下来。”
疯狂的拆迁
调查组的表态一度令杨国顺等人颇为鼓舞，但是现实很快就击碎了他们的幻想。
7月4日，评事街38号的房子被强拆。这是一座祖传的老房子，已有100多年历史，此前整修成两间门面房对外出租。户主不想要补偿款，而要求回迁，遭到拆迁办拒绝。在接到《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以及《行政强制搬迁决定书》不久，房子在几个小时内被夷为平地。
7月10日，南市楼1号母女两人的房子被强拆。据当地居民描述，早晨7点半，数十人破门而入。仅穿着内衣的母女两人被从床上拎到了门外，一辆大卡车立即把她们及其私人物品拉到了偏远地区的一所过渡性安置房里。
7月23日，泥马巷39-3号金大顺也接到了一纸《行政强制搬迁决定书》，要求他三日内完成搬迁。作为公房承租人，他的房屋评估的建筑面积为19.18平方米，补偿款合计为13.1万元。
8月2日上午，据薛冰介绍，其实强迫居民搬迁的事一直未停。拆迁也只是暂停了一段时间就又开始了。拆迁公司创造了新的拆迁方法：先用墙把门窗封闭起来，从里面开始拆，当人们发觉时，房子已被拆除殆尽。
“疯狂地、不计后果地达到他们的目的。”薛冰形容说。
6月27日上午，嘉兆巷5号105室遭窃。窗户的钢筋栅栏被整体拆除，家中财物被盗。第二天夜里，另一扇窗的钢筋栅栏又被整体拆除，剩余财物被再次盗走。
据居民们反映，现在衣物、车辆被盗的事件频频发生，之前是极少发生的。居民们为此组织了一个民间的治安联防委员会。
据薛冰了解，南捕厅四期工程总拆迁建筑面积达21.5万平方米，需搬迁居民约4200户。之前2000户的拆迁相对比较顺利，而剩下的2000户到7月中旬还有一半未搬。
抛开故土难离等情感因素，补偿标准太低是一个根本原因。拆迁户不能够原址回迁，但拆迁办提供的标准仅为一平方米7000多元。如此价格只能到偏远的郊区购房，这又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如交通、上学、就业、看病等。
据马邦保了解，拆迁办承诺的经济适用房“时间、地址、价格”都未定，此前的拆迁户有的等了好几年也没有住进安置房。
令拆迁户不解的是，搬迁合同上面所有的明细都是空白，拆迁办的人除了让他们签名，什么都不让填。而且应该由居民留存的一份也在签名之后一并收走。
在“领结款单据”上，虽然有“门牌”、“户主姓名”、“使用面积”、“自行过渡费”、“搬家补助费”等多项明细，但拆迁户只需要在“领款人”处签名，其他什么都不准填。
8月3日下午，泰仓巷的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被人搀扶着来见记者。据她说，她不愿意签字，但是三个拆迁办的人一起架住她，抓住她的手签下名字来。
居民们感叹，拆迁办给的选择不是一就是二，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
缩水的规划
“看不到希望。”8月2日上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学鹰直言不讳地说，“城市规划这么多年，得不到执行。”
6月6日，在联合调查组与专家的座谈会上，他怒斥在场的南京市政府官员和负责老城规划的专家：“为什么规划在执行的时候，变成除了文保单位之外，其他的都拆光了呢？这样的规划，农村的拖拉机手也能做。”
就在几天前，《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30)》草案刚刚结束公示。与2003年《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相比，新规划中的保护范围缩水过半。
如果以此为标准，目前这些争议中的拆迁都将顺利地“合法化”。“这是一份釜底抽薪的规划。”薛冰说。
7月30日下午，他代表7位专家向南京市规划局提出举行听证会的申请。按照原计划，这份规划草案将于8月下旬提交人大审议。
“说白了，就是要那块地。”周学鹰说。
根据这一草案，以南捕厅片区为例，除了甘熙故居所在地4号地块继续被作为历史街区来保护外，其余三个地块都由于不符合“历史文化街区内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的用地面积宜达到保护区内建筑总用地的60%以上”而被重新定位为风貌保护区，将为房地产开发预留了条件。
但据新华社记者调查，这三个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大多已经出让，用于建设别墅、会所、酒店式公寓等的高档房地产项目。
“说白了，这是利益的问题。”在周学鹰看来，老城南的问题不是文物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只有利益，是极少数人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之争。
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以致总理的批示也没有发挥预想中的效力。对这些拆迁户来说，杨国顺心中的困惑并非他独有。
出生于南京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姚远正在关注中国的旧城保护运动，其中尤以北京、南京两座古都为主。
他认为，老城南的未来，“要么被彻底拆掉，变成新的，无非是假古董或者大楼，但总之都和历史无关。要么变成一座空城，居民被腾空，为富人让地方。”
他解释说，在学术上，后者叫做gentrification，即绅士化。把旧城中心区变成富人区，穷人和富人之间以城市空间作为划分身份的依据，而且让贫困差距固定化。
此前，已经有当地官员给老城南的居民贴上了贫穷、文化程度低等标签。在拆迁谈判中，居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诘问，“每个月1000多块钱，还想住在城里？”
“无论哪一种命运，都是不能接受的。”姚远说。他认为，必须留下城与人，城市的居民传承了文化，空间是文化的载体，民俗也是文化的体现。
周学鹰、薛冰等人提出了三个方案：愿意搬迁的，房子交给政府，拿补偿；想留下的，经专家评审提出意见，政府和原住民按照一定比例出资维修；想留下，不想动手的，由政府修缮好后，住户出租金。
周学鹰提出可以通过降低居住密度、增加现代生活设施、改善居住环境等手段来改变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但这些都是费心费力的事儿，不那么立竿见影。
“办法不是没有，就看政府愿不愿意做。”薛冰说。他无比悲凉地写道，“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激烈对峙中，专家们败局已定，南京市民败局已定。”